H1N1第二波疫情，正再次考验原有的防控体系。

    9月2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香港正式宣告，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迅速蔓延，第二波的传播已经开始。

     中国面临的形势亦十分严峻。卫生部新闻办公室的数据显示，9月以来的半个多月里，全国累计报告的病例已增加9871例，至21日已达到13263例，其中境内感染病例占绝大多数。

    面对快速发展的疫情，来自北京、浙江、重庆等地的十余位专家、院士集体呼吁，“CDC(疾控中心)放权”。

     他们在9月上旬一次中华医学会传染病研讨会上所要求的“放权”，即CDC应该下放“诊断权”给有测试能力的医院，准许这部分医院使用“甲型流感检测试剂”对患者进行确诊。

     “下发试剂能大大缩短从确认到收治的流程，争取治疗时间。”当时参会的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院长樊移山说。

     目前，根据卫生部的有关规定，检测试剂只流通于疾控中心(CDC)流感监测系统下的网络实验室，各大医院都需要将病例的标本运送到CDC中检测才能确诊。

     要不要下放“确诊权”？

    樊移山所在的医院是云南省两家定点收治甲流患者的医院之一。

   以该医院目前收治的21名H1N1患者为例，他们大都在9月10日-11日集中发热，于14日被正式收治。

    在这3-4天内，这些都是学生的患者经历了在学校消毒处理，转往云南省CDC就诊确认，再转往云南传染病专科医院的过程。

   “发病的前两天都是高烧期，如果这个时间能抓紧治疗，效果会比较好，而且也容易控制传播。”樊移山说。

    但对于测试权限下放，在技术领域仍面临着不同的意见。

    樊的上海同行，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副主任卢洪洲则幸运得多。“由于我们中心内设有国家流感检测网络实验室，因此握有诊断试剂，可以自行确诊病例，并通过流感网络报告给疾控部门。”卢洪洲介绍说。

     在上海，更多的定点三甲医院具备实验室条件，但在目前的条件下，仍然需要将采集的病例标本送至疾控中心实验室确诊。

    “我们呼吁了很久，但卫生局最后还是要求由疾控中心实验室来专控确诊。”一位上海三甲医院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根据7月18日发布的《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甲型H1N1流感防控措施的通知》，各省区市对辖区内续发病例，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实验室检测结果可以作为病例确诊的依据。这里的实验室并不限于CDC实验室。

     “一开始试剂只是试用，对相关的操作标准没有明细，病例也比较少，由疾控中心诊断是合理的，”国家疾控中心病毒学首席专家曾光解释说，如果一开始就下放到医院，很可能因为操作等原因造成误诊。

    据本报记者了解，以目前普遍使用的咽试剂计算，快的可以在6小时内确诊，而病人在出院前也需要再走一次确诊流程。

   “之前(第一波时)用这样的流程是对的，但现在已经到了第二波的形势，防止大面积扩散是第一位的，如果能想方设法缩短流程，对防止扩散会有好处。”樊移山说。

    “其实这个试剂就是开放性的，不是专利试剂。”国家疾控中心抗击甲流综合协调组一位负责人对本报记者介绍说，由于相关管理办法明确了只能由CDC确诊，卫生部只是对有资格确诊的实验室明确了标准。

     曾光则认为，虽然试剂产能并不紧张，但现有试剂基本都是通过国家经费支付，因此在体制上也就由国家卫生部门来使用，“这是个传统体制的问题”。

    曾光赞成放开试剂使用，“没必要垄断诊断，只要网络保持上报就行了”。

    据本报记者了解，今年7月已有7家研究机构与企业共同生产的检测试剂通过了相关部门的测评，“但生产批文一直没有下来”，一位相关企业的人士说，试剂专利是开放的，但试剂市场暂时还没有放开。

    “忙不过来”的实验室

     虽然没有回应是否“放开”，相关部门已经开始积极进行体系内的“复制”。

     从今年4月甲型流感出现后不久，卫生部门就已预见到随着疫情发展，未来疾控体系内的检测实验室可能出现短缺的问题。

     因此，在5月中旬，卫生部正式下文要求各地草拟增设疾控中心实验室的项目，并上报一些医院名单作为观察哨点。

    “我们当时收到了一份‘120余家实验室，200余家医院’的名单。” 一位参与其中的疾控系统人士说，该通知是5月17日下达的，要求19日下午前上报。

    名单上新建的120家实验室都放在了一些地市的疾控中心，仍属于疾控体系之内。按平均水平算，实验室引进一套硬件设备价格在100-200万元之间。

     目前名单上的医院只是作为日常监测哨点上报疫情数据等信息，并不给予诊断权。“我们原本以为上报哨点就是放开诊断的意思，结果发现并不是这样。”上述疾控人士介绍。

      此前有媒体报道，在目前的疫情数字下，许多CDC实验室已需要连夜赶工，检测病例标本。

      “从现在的疫情变化看，就算迅速复制，CDC也肯定诊断不过来，下一步应该迅速把诊断权力下放。”一位国家疾控中心专家说。

      在樊移山看来，放开诊断不会影响整体防控，“相关技术的培训并不复杂，大的传染病医院和三甲医院硬件水平比疾控中心还强。且诊断权力分散和治疗地点的集中也可并行。”

      对已扩大的实验室，樊移山也认为“尚未起效”，“尽管云南省扩了两个点，但现在具备确诊能力的，还是只有省级疾控中心，省会城市的疾控中心也不具备。”

      不过，对于测试权限下放，在技术领域仍面临着不同的意见，同属云南传染病医院、专职负责H1N1的副院长李慧珍就有所顾虑。

    “如果放到部分医院，不利于集中、隔离治疗的传染病原则，到时候恐怕也不好控制。”李慧珍认为。

     财力给出的选择题

     在做“放开”还是“复制”这道选择题之时，财力恐怕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据本报记者目前了解的情况，“复制”所用的财力将远远大于“放开”，而且尚缺乏足够的费用保障。

      本报记者从权威人士处了解到，在“复制”流感监测实验室的过程中，中央财政的支出已经大于2亿元，主要投入的方向是购置实验室的设备。

     但这部分费用总额是多少，应该花多少，目前还不甚清晰。

    在今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应对甲流疫情后，卫生部曾派其下研究机构花了近一个月前往6个省市调研防控费用情况。

     一位参与调研的专家介绍说，由于所涉及的部门过多，对防控费用的计算十分困难，且“防控费用要高于治疗费用”。此后，国家调整了防控策略，以治疗重症，控制蔓延为主。

       也有专家指出，目前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费用支出还缺乏制度化的考量，对扩大实验室这类投入比较容易操作，而对如何首先把医院等已有的资源利用起来，则考虑不够。

     财力的不足，还导致了相关领域的人员配备也不足。

     以防控网络的核心国家流感中心为例，美国的类似机构现有工作人员300人。而国家流感中心从1984年成立至今，“编制维持在10名，另外还有约20个特聘人员”。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

      在该中心，国家每年固定的财政投入只占支出不到30%，另有70%要由研究人员要通过不断申请国内外合作项目获得赞助。

     “这与我们现在从事的公益性工作不甚匹配。”上述卫生部专家说，“从SARS，到禽流感乃至现在的甲型流感，我们也在不断呼吁，希望能在这方面建立起约定性的制度。”

                           文章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